谷雨“牵手”中文日 汉字何以与节气相遇？

在上位法未授权行政机关另行规定的情形下，行政规范性文件与上位法条文不一致即等同于行政规范性文件不合法。

2.合作社入股形成的经营权 调研发现，一些地方的农户利用其土地承包经营权入股，组建合作社或者其他组织，走出土地条块小型化的困境，建立规模化的经营体制。三是人类社会几千年归纳总结出的科学的法技术。

这种关系怎么能够用传统民法中的用益物权理论来解释？如果用这种理论来解释，那么，农民个人就会被排斥在集体的法律人格之外，这一点在政策上当然是错误的，也是严重损害农民利益的。2014年中央一号文件予以重申，并于2014年12月公布了《关于农村土地征收、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宅基地制度改革试点工作的意见》，2015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稳步推进，分类实施，2015年11月《深化农村改革综合性实施方案》明确指出了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制度改革的基本思路：允许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和城乡规划确定为工矿仓储、商服等经营性用途的存量农村集体建设用地，与国有建设用地享有同等权利，在符合规划、用途管制和依法取得的前提下，可以出让、租赁、入股，完善入市交易规则、服务监管制度和土地增值收益的合理分配机制。（三）经营权物权化需要在法理和立法上思考的问题 1.合法性 在集体所有权之上设置一个新的用益物权，在法理上没有什么问题。最后，如果将这一权利依法确定为物权，该权利的保护就会更加强化。这种法思想中的一些部分，比如土地耕作走合作化的道路，不搞小农经济的认识，应该说到现在也没有错。

在纳入不动产登记之后，该权利不论是转让还是设置抵押，法律上的操作都很方便。乡镇建设用地使用权在法律上如何认识曾经很有争议，2007年制定的《物权法》就没有直接提到这种权利类型。并且，如果相关立法涉及其他法律保留的事项，例如公民基本权利的严重干预、税收等，就应当考虑仍然由全国人大或全国人大常委会来制定法律。

因此，生态文明入宪，也体现了部门法通过宪法来实现法秩序的协调与重构。不论是宪法序言第7自然段还是正文第89条第6项的新增内容，都依原有规范的序列逻辑增添其中，保持了规范体系的相对稳定。此外，环境法在实践中的解释和适用，仍然要受到宪法规范的约束。这与我国环境法学界众多学者希望在宪法中规定环境权，将环境保护做公民基本权利方向上的规范建构的主张，存在一定落差。

本次修改所增添的贯彻新发展理念等内容集中于宪法的序言部分。[3]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要坚持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要将生态环境保护融入经济社会的整体发展进程之中。

在这个过程当中，环境法学界希望以规定宪法环境权的方式，以经典的权利义务范式来强化环境保护的规范约束力，是可以理解的。也就是说，国家目标表述中的生态文明建设、美丽等所涵盖的事项或许不仅限于保护生态环境、防治污染、植树造林、节约自然资源等内容，国家目标对国家发展方向的全局性、综合性的拘束效果，使得生态环境保护精神应当辐射于经济社会发展的方方面面。[2]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则进一步提出，要建立完善的体制机制，筑起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总体制度。[7]此种交互影响理论，最早是由德国宪法学家鲁道夫·斯门德在1927年德国国家法学者联合会年会上提出。

[16]参见注⑨，吕忠梅文。[24]参见马骧聪：新宪法与环境保护，《法学评论》1983年第2期，第48页。为释清这一问题，有必要结合国家目标的性质和规范功能来予以分析。[24]这样，总纲中形成了以第26条第1款为主干，以第9条第2款、第10条第5款、第26条第2款为辅助的环境保护条款体系。

吴卫星：环境权入宪的比较研究，《法商研究》2017年第4期。我国环境宪法采用了国家目标而非环境权的规定方式，但却通过对国家权力课予不同层次的义务，满足了环境权入宪的功能期待。

[30]与此相较，立法机关并不在该事项上垄断立法，而是在一定程度上与行政机关分享立法权限。[31] Vgl.Hartmut Maurer，Staatsrecht I-Grundlagen，Verfassungsorgane，Staatsfunktionen，§5 Rn.21-22，6.Aufl，München：Verlag C.H.Beck，2010. 【主要参考文献】 1.陈海嵩：国家环境保护义务的溯源与展开，《法学研究》2014年第3期。

[1]十八大以来，面对生态文明建设这一突出短板和环境保护工作的疲软乏力，执政党坚持统筹考量、协调发展，就生态环境保护工作作出了许多努力，取得了显著成效。此外，如果环境法规范出现了抵触宪法的情形，例如为了环保目标而过度限制公民财产权利，或者直接违背环境保护的国家义务，那么环境法规范本身又可能成为合宪性审查的对象，这又体现出前述宪法与部门法关系的第三个层面法律的合宪性审查。在此立法权限的划分上，传统的重要性理论[31]仍有其适用的空间。这些条款表述相对详细明确，对于国家权力具有较为清楚的导向性，是国家在环保工作领域的宪法具体指引。也就是说，部门法起到的收集、过滤、整理作用，可以帮助宪法将现代社会中纷繁复杂的利益价值诉求有序地纳入视野，以展开根本法、最高法层面的整合。同时，上述宪法规范主要对应的生活事实领域是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主要调整的也是环境法治的议题，因此需要同环境法等部门法诠释互动。

社会权也是侧重客观功能的发挥，而较少释放充足的主观功能空间以供公民进行宪法争诉。此外，环境保护的实现不单纯依赖于国家的环保措施，还有赖于其他领域工作的助力。

环境法学界对于建构一个超越部门法的环境宪法规范体系有着很高的期待，这一方面是基于环境生态利益对于国家发展和个人生存的极端重要性，另一方面是部门法学理遭遇瓶颈后，希望通过根本法进行突破的诉求。生态文明等内容进入宪法后，与既有的第26条等共同构成了环境宪法这一部门宪法的核心内容。

在此过程中，还应理清环境宪法各项规范之间的内在逻辑与体系关系，通过对环境宪法的体系性解释完整把握其法治内涵。[19]又如，行政机关应当忠实执行生态环保法律，并应在各类行政裁量和法律执行的过程中注意宪法国家目标规定课予的环保义务，将生态环境利益作为权衡的重要考虑指标。

在国务院的职权中增设此项的规范意义在于：明确生态环保并非严格法律保留事项，国务院亦可根据《立法法》第65条第2款第2项就生态文明建设工作制定行政法规、各部委可根据《立法法》第80条制定行政规章。[8]这是因为，立法者在具体化宪法时，会在抽象简约的宪法规范与具体繁复的社会现实之间反复衡量，其对宪法意涵的理解往往更贴合生活事实，也更能客观地展现宪法规范回应现实需求的适当方向。进入专题： 环境宪法 。在笔者看来，目前的环境宪法规范已然能够满足前述的功能主张。

结  语 此次宪法修改，进一步强化了生态保护的国家目标属性，对相应的国家义务作出了新的职权设定，并有力回应了环境权入宪的诉求。部门法面向社会变迁的规范应对和学理发明，往往能更及时地捕捉生活事实领域的新动向，并获得科学化的法上的认识。

增补环境宪法的内容，当然体现着宪法辐射部门法的作用，但对此问题的思考不能局限于此种单向思维，而应认真检视部门法的动态反作用。宪法中增添的内容也切实反映了党的十八大以来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的方针理念，充分关照了社会变迁中的生态现实、政策应对以及政治决断。

此外，国家目标所包含的生态环境利益，是一种宪法保护的客观利益，因此其虽然不能为个人所主张，但在进行利益衡量时仍应与基本权利、宪法上的其他客观利益一起被综合考察。宪法序言中的国家根本任务规定，总纲中的国家目标规范，以及其他与土地保护、自然资源保护、国家机构职权划分等相关的条款，共同构成了我国环境宪法的规范体系。

本次修宪的一大亮点是增加了有关环境保护与生态文明建设的内容，主要包括：（1）将宪法序言第7自然段中的推动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国家修改为推动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协调发展，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修正案》第32条）。宪法学和环境法学应该对此规范体系积极展开学理建构，在宪法与部门法交互影响的视野中，共同推进宪法的实施和环境法治的完善。将生态文明建设作为国务院职权，表明生态环保并非严格法律保留事项，但实践仍需要妥当处理立法权与行政权的职责分配。此外，国家目标之于国家权力的义务规范属性，也可用来论证对公民进行规制的国家公权力行为的合宪性，为环保法治的展开提供正当性论证。

[18]宪法修改将绿色发展、包括生态文明建设在内的五位一体布局以及建设美丽中国等明确设定为国家发展的根本任务和总目标之一，可以说已接近将生态环境利益的保障提高到宪法原则的高度。参见注，许崇德书，第771-772页。

[13]《修正案》第46条是国家机构条款，主要是增加了国务院的宪法上的职权。文章来源：《法学家》2018年第3期。

关于环境权是否存在规范效力争论的归纳，参见胡静：环境权的规范效力，《中国法学》2017年第5期，第154-156页。二、宪法和部门法交互影响与环境法的宪法化 笔者曾概括过宪法与部门法的三重关系，包括法律对宪法的具体化、法律的合宪性解释以及法律的合宪性审查。